1929年1月到1934年10月，5年零10个月的苏区时期，党中央重视干部教育工作，配合军事斗争开展了具有苏区特色的干部教育。通过教育，干部在斗争中学习、在锻炼中成才，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，也开创了好学上进的优良学风。

　　“干部教育好了，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” 

　　党始终重视并加强干部教育工作。从1931年11月到1933年底的两年中，根据现有史料可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39次常委会中，专门或作为一项议程研究干部教育和苏区教育工作的就有20次之多。同时，中央在近40个决议、指示等文件中强调加强干部教育，并对教育要求、教育内容、教育方法等做了具体规定，如《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》指出，“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，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，培养党、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。”《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》指出，“必须加紧党的教育工作，提高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线，要坚决地消灭理论与实际分开的现象。”

　　为了使苏区干部教育能适应革命战争和苏区各项建设的需要，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亲抓干部教育，深入实际具体指导和参加干部教育教学工作，及时总结干部教育工作经验。毛泽东提议并指导创办了红军通讯学校、中国工农红军学校，还兼任过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并亲自上课。《乡苏维埃怎样工作》一书，就是毛泽东在苏维埃大学上课的讲稿。在毛泽东的影响下，中央苏区许多党、政、军的领导人也都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，在各学校讲课担职。他们严于律己、时刻注意用自身的形象影响身边的干部学员，使干部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能够正确迅速得到贯彻执行。

　　“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” 

　　“土地革命时期主要是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需要，特别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面临新的形势任务，就是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。”在苏区的各类干部教育学校，都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，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作为办学的根本目标，使党内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同志具备坚定的革命信念，真正在思想上入党。

　　加强政治教育，纠正错误思想，提高廉洁意识，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方略。他主张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，将其作为中央苏区从思想上建党的基础，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，他指出：“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”，“因为他（马克思）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，在我们的斗争中，证明了是对的。”同时，注重对干部深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、时势政治任务教育、党风党纪教育等。此外，还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强调每一个布尔什维克，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，经常地检查自己的工作，从经验和教训中，找到改善工作的方法。在毛泽东的号召下，苏区干部形成了“十带头”“四模范”的优良作风。

　　“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” 

　　在斗争中学习，在学习中运用，成为苏区干部掌握斗争本领、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方法。苏区时期，党提出并坚持了“联系革命战争、联系生产劳动、联系群众”的干部教育原则，为后来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。苏区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，“围剿”与反“围剿”的斗争始终在激烈地进行。在建立、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红色政权的革命斗争中，党和苏维埃政府把干部教育工作同军事斗争、政治斗争、经济斗争结合起来，将其看成是最终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。苏区党和军队的许多领导人，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，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。

　　联系实际，解决问题。当时苏区的现状是：无论是红军指战员，还是苏区的普通民众，普遍文化水平偏低，大多数人甚至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的状态，“红军指挥员和战斗员不识字，就必然影响到部队的训练，影响政治水平和战斗力的提高”。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，开展干部和群众的文化教育刻不容缓。苏区创办了夜校、半日制学校、业余补习班和识字班、识字组。在村头路口，街头巷尾，到处设立识字牌。中央苏区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，创造性地提出了“老公教老婆，儿子教父亲，秘书教主席，识字的教不识字的，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”一整套“以民教民”“互教互学”的群众识字教学法，促进了识字运动卓有成效开展，苏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得以迅速提高。

　　因地制宜，群策群力。苏区干部教育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、因陋就简、勤俭办学的道路。没有办学经费，就由群众募捐筹集；没有校舍，就利用祠堂庙宇或由群众献工献料修理废旧房屋；没有黑板，就利用墙壁或祠堂的堂匾涂上烟墨；没有课桌椅凳，就发动学员用砖石、土坯和木板堆砌；没有纸和笔，就用沙盘、石板和石笔代替；没有粉笔和红墨水，就用白石泥做粉笔，用朱红石磨成红墨水。一切都依靠教师和学员自己动手，来解决办学中的各种困难。苏区为解决师资不足问题，开设教员训练班，开办高级列宁师范学校、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短期列宁师范学校，组织教师讲习所、观摩教学评议会和教学经验交流会等，形成了多层次和多规格的师范教育体系，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生力军。

　　“实行启发式，废止注入式” 

　　1929年12月，毛泽东在《古田会议决议》中提出了以“实行启发式，废止注入式”为核心的上政治课的教授法，对各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各类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“启发式（废止注入式），由近及远，由浅入深，说话通俗化（新名词要释俗），说话要明白，说话要有趣味，以姿势助说话，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，要提纲，干部班要用讨论式。”中央和各级政府都把它规定为改革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，在教学工作中普遍得到贯彻落实。

　　1931年2月，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报训练班在宁都县小布赤坎村开学，毛泽东给学员上第一堂政治课，勉励他们努力学习，使自己成为红军的“千里眼”和“顺风耳”。言简意赅的语言，比喻贴切，生动地说明了无线电通信事业的重要作用，使多数识字不多、对无线电一无所知的学员们深受教育和鼓舞。

　　革命战争和苏区各项建设事业急需识字明理的人才，毛泽东和徐特立等苏区政府领导人，通过扫盲识字等各种文化教育手段，尽快提高革命根据地干部和群众文化教育水平，高度重视改革教学方法，实行启发式教学，为提高苏区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了方法论。苏区提出的以启发式为核心的教学方法，是苏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，至今仍是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。

　　（摘编自《领导之友》2017年第2期 康井泉/文）